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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第1页）

很有点特别的〉。我们添上这么一幅图画，绍兴之为酒廊，与鲁迅笔下所写的酒乡背景，可以看得十分真切了。

绍兴说吃酒，几乎全是黄酒，吃的人起码两浅碗，即是一提;若是上酒店去只吃一碗，那便不大够资格;实际上大众也都有相当的酒量，平常少吃还是为了经济关系，大抵至少吃上两碗是不成问题的。在绍兴吃老酒，用的器具与别处不大一样，它不像北京那么用瓷茶壶和盅子，店里用以烫酒的都是一种马口铁制的圆筒，口边再大一圈，形似倒写的凸字，不过上下部当是一与三的比例。这名字叫作窜筒，读如生窜面的&ot;窜&ot;，却是平声。一窜筒称作一提，倒出来是两浅碗，这是一种特别的碗，脚高而碗浅，大概是古代的盏的遗

制吧!

我和鲁迅同过许多回酒席，他也曾在我家中喝过酒，我知道他会喝酒;他的酒量究竟多少，我可不十分清楚。据周启明说:鲁迅酒量不大，可是喜欢喝几杯，特别有朋友对谈的时候，例如在乡下办师范学堂那时，与范爱农对酌。他在《在酒楼上》，写他自己上了一石居，叫堂倌来&ot;一斤绍酒，十个油豆腐，辣酱要多&ot;!大概是他自己的酒量了。范爱农比他喝得多，要喝两斤多。

三他的童年

鲁迅的自叙传中，开头有那么几句简单的话：&ot;我幼小时候，家里还有四五十亩水田，并不很愁生计。但到我十三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我于是决心回家，而我的父亲又生了重病，约有一年多，死去了。&ot;1这几句话，以往替他作传的，都不曾说得很切实，直到周作人的《鲁迅的故家》出来，才把影响鲁迅幼年生活的几件大事交待清楚了。

他们的祖父，介孚公，光绪辛未，由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后来改放

外官，选了江西金谿县，又同抚台闹了别扭，又往北京考取内阁中书，一直做京官，到了癸巳年丁忧，才告假回家。这一年，他却出了大乱子。那年乡试，浙江的主考是殷如璋和周锡恩，大概是六七月中，介孚公跑往苏州去拜访他们，因为都是什么同年，却为几个亲戚朋友去通关节，随即将出钱人所开一万两银子的期票封在信里，交跟班送到主考的船上去。那跟班是一个乡下人名叫徐福，因为学会打千请安，口说大人小的，以当&ot;二爷&ot;为职业，被雇带到苏

州去办事。据说那时副主考正在主考船上谈天，主人收到了信，不即拆看，先搁下了，打发送信的回去;那二爷嚷了起来，说里边有钱，怎么不给收条，这事便发觉了，送到江苏巡抚那里，交苏州府办理。介孚公知道不能躲藏，不久就去自首，移到杭州，住在司狱司里，一直监候了七年，到了辛丑一月，依照庚子

年刑部在狱人犯，悉予宽免的例，准许释放，才得出狱回家。这便是鲁迅所说鲁的那场大变故。科举时代，&ot;通关节&ot;是件大事，虽说贿赂公行，但若&ot;通关节&ot;被发觉，那是要兴大狱的。他们的介孚公，囚系在杭州，年年有处死的可能;传到了秋决时期，他们家中就得花一大笔钱到京中去向刑部设法，这样一年一

年拖下来，监候了七年，就把他们那一点财产完全花光了。

他们的&ot;介孚公&ot;，才学是不错的，恃才而傲，一肚子不合时宜，外放和居

京，都不很得意，因此，牢骚甚多，时常骂人。周作人曾经这么说过：

介孚公爱骂人，自然是家里的人最感痛苦，虽然一般人听了也不愉快，因为不但骂的话没有什么好听，有时话里也会有刺，听的人疑心是在

指桑骂槐，那就更有点难受了。他的骂人是自昏太后呆皇帝直至不成材的子侄辈五十、四七，似乎很特别，但我推想也可能是师爷学风的馀留，

如姚惜抱尺牍中曾记陈石士在湖北甚为章实斋所苦，王子献&ot;庚寅日记&ot;中屡次说及，席间越缦痛骂时人不已，又云：&ot;缦师终席笑骂时人，子虞和之，馀然默然。，，是其前例。他的骂法又颇是奇特，一种说是有人梦见什么人反穿皮马褂来告别，意思是说死后变猪羊，还被害人的债，这还是平常的旧想头，别的是说这人后来孤独穷困，老了在那里悔。后者的说法

更是深刻，古代文人在&ot;冥土旅行&ot;中说判定极恶的霸王的刑罚是不给孟婆汤，让他坐在地狱里，老在回忆那过去的荣华与威力，比火力与狗咬更

要利害，可以说有同样的用意了。

这一段叙述，非常重要，可以使我们了解鲁迅的抑郁心境的由来;他们的&ot;介孚公&ot;性格，一部分也在他的精神中再现;而那家庭环境，也使他自幼觉得社会的冷酷，所以，鲁迅就在《呐喊》自序中说:&ot;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人困顿

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ot;1（他们的介孚公只痛爱潘姨太太和少子，对魯迅也特别苛求;鲁迅在学堂考试第二，便被斥为不用功，所以考不到第一。幼子伯升考了倒数第二，却说尚知努力，没有做了背榜。这都是例子）鲁迅的骂人，有着他们祖父风格，也可说是有着绍兴师爷的学风，这是不必为讳的。

鲁迅自己说过，有一时期寄食于亲戚家，被人说作乞食，那便是癸巳秋后至甲午夏天的事情。亲戚家即是鲁老太太的母亲，那时外祖父早已去世，只是外婆和两房舅舅而已。鲁家的旧宅是在靠近海边，去镇塘殿不远的安桥头（鲁迅小说中的鲁镇，即指安桥头而言），规模狭小，鲁老先生在世时就住在王府庄。鲁迅寄食的时候，正是鲁宅在王府庄的最后一年（王府庄在绍兴县东

三十里〉，到了第二年，他又跟了鲁宅迁移到小皋埠去了（鲁迅笔下的理镇，也

有小皋埤的影子）。

他从外婆家回来那年，他的父亲伯宜公病了。他父亲的病对于他的精神

上影响很大，他在《呐喊》自序中说:&ot;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

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髙，质

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髙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回家之后，又须忙别的事

了，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ot;1这是触发他创作的动机之一。他曾在《朝花夕拾》中，特地写了《父亲的病》，他后来要自己去学医，就是这么一个动机来的。他便渐渐的悟到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关于这件事，周作人有一段补正的话:伯宜公的病可能是甲午的冬天或是次年的春天。那时所请教的医生，最

!初有一个姓冯的，每来总是酒醉醺醺，说话前后不符，不久就不再请了。他的;‐句名言，&ot;舌为心之灵苗&ot;，被鲁迅记录下来，但是挂在别人的账上了。后来的两个名叫姚芝仙与何莲臣，都是有名的郎中，但因此也就都是江湖派，每天药方，必用新奇的药弓i，要忙上大半天才能办到，结果自然是仍无效用。他在序文中说:&ot;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ot;那时城里还有樊开舟、包越湖这些医生，比较平实一点，如照鲁迅的分类，总还可以归在无意的一类，但在当时却请教了有意的骗子，这真是不幸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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