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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1章（第1页）

1948年冬到1949年初，国内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蒋介石下台，李宗仁当了代总统，南京政府派张治中、邵力子等到北平和谈，接着是&ldo;百万雄师过大江&rdo;。我和潘汉年、许涤新就在1949年4月底离开香港，回到北平。我离开香港的时候，才把这件事告诉了乔冠华（我走后，乔接替我当了香港工委书记），要他负责和钱先生单线联系。大概是在5月中旬，当我们南下前夕，恩来同志忽然对我说：邵力子先生向党中央建议，认为钱昌照是个人才，一定要争取，所以恩来同志要我拟一份电报，要乔冠华立即安排，请钱先生早日回国。他大约是在1950年回到北平的，这之前，他是不是到过上海，我不知道，但他对上海资委会的人已经作了交代，这是可以肯定的。因为上海解放后不久，就有一位资源委员会在上海的负责人（这位先生姓沈，名字记不起了）来和我联系，说资委会的全部物资和档案已经按照钱先生的安排，全部保留下来了，绝大部分干部都没有走，但是也还是有一些人被迫或者自愿地到台湾去了。从1949年到1955年，汉年和我都在上海工作，和钱先生没有联系，直到1955年我到文化部工作之后，才有见面的机会。&ldo;文革&rdo;之后，他同情我的遭遇，来往就更多了，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直到他去世之前，他和他的夫人几乎每个月都来看我一次。他一直很乐观，他关心的是四化建设和国家统一，他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因为在台湾他还有许多资源委员会的同僚朋友。他经常到各地去视察和调查，去世前还去过海南岛，并把自己的感受和设想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

前面说过的那位沈先生和我接头之后，我就介绍他去见潘汉年，因为潘是常务副市长。至于物资、档案、干部由谁接管，这我不知道，大概是曾山同志为主任的财经接管委员会吧。关于国民党政府的资源委员会的起义，我后来知道，除钱昌照外，在北方，资委会另一位负责人孙越崎先生也和我们地下党接上了关系，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上海海关关长丁贵堂的起义，说来似乎有一点偶然性，话得从抗战初期说起。&ldo;八一三&rdo;之后，上海海关的一批爱国青年组织了一个&ldo;海关长征团&rdo;，用歌咏、话剧、活报剧等形式宣传团结抗战，性质相当于一个文工团，一共有二十几个人。这个团的负责人是叶厥苏，团员有邓爱珠、蔡鸿斡、陈琼瓒等，后来在上海牺牲的茅丽瑛，也参加过这个团。1938年夏，该团到广州演出，叶厥荪到《救亡日报》来找我，要我给他们作一次时事报告，这样我就和这个团发生了工作上的联系。同年10月广州沦陷，长征团解散。1939年或1940年，陈琼瓒曾到桂林找过我，我给他介绍了工作，我和他们没有深交，当时大家都很忙，我对这件事也就渐渐从记忆中淡忘了。可是8、9年之后，1948年冬，我在香港工作，陈琼瓒到《华商报》来找我，说他是得到上海海关关长了贵堂的同意，来找共产党的。他说：上海海关有悠久的历史，现在还完整地保存着100多年的档案，一笔可观的库存，和许许多多爱国的、有经验的职工干部，国民党方面正在强迫他们去台湾，所以争取丁贵堂起义是十分必要的。那时已经是淮海战役之后，连云南的卢汉、龙云，四川军和西北军的头面人物，也已经纷纷派人到香港和我们拉关系了，丁贵堂要寻找出路，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我问陈有没有把握?他说丁有威信，为人正直，从你认识的&ldo;海关长征团&rdo;的同仁也可以知道，绝大多数海关职工是爱国的，所以只要有丁关长下决心，起义是完全有把握的。我立即向潘汉年作了报告，他喜出望外，说这是一笔&ldo;意外之财&rdo;，于是当天就向中央请示，并很快得到了恩来同志的很明确的指示，就是只要把全部档案和物资保留下来，上海解放后仍由丁贵堂任关长，起义的干部职工原职原薪不变，这样，事情很快就解决了。知道这事的只有潘汉年、许涤新和我3个人。上海解放后，许涤新（他是财经接管委员会副主任）就和丁贵堂接上了头。遗憾的是上海解放后陈一直没有找我，失去了联系，去年我问过现在成都的叶厥苏同志，他也说广州分手之后他们之间就没有来往了。

52他把我们凝聚在党的周围

荣毅仁

我第一次见到潘汉年同志是在1949年6月2日，陈毅市长在上海中国银行四楼会议室召开的有几百名工商界人士参加的座谈会上。会议开始前，在座的盛康年同志领我到陈毅市长和潘汉年副市长跟前，介绍我认识他们。只见陈毅同志气宇轩昂，豪爽幽默;而汉年同志文质彬彬，一副学者模样。会议间，陈市长和潘副市长都作了重要讲话，大意是阐说了解放、建设大上海的伟大意义，宣传、解释了共产党的&ldo;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rdo;的工商经济政策，要求工商界人士把惶恐、忐忑的心情安定下来，和人民政府积极配合，发展生产，恢复市场。初次见面时虽未深谈，但两位领导同志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过了几天，盛康年对我说，潘副市长希望约个机会同我碰碰面，一起谈谈，彼此熟悉一下。我心里思忖：虽然听过陈市长和潘副市长的讲话，但对共产党的经济政策到底如何具体化，他们到底会怎样对待工商界，还不是很放心，能有机会当面谈谈再好不过。特别是得知汉年同志把约见的地点安排在盛康年岳家周府，心里很高兴，因为对我来说这样的环境是适宜的。那天见面之后，大家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既谈正事，也说闲话。汉年同志阅历丰富，才思敏捷，说起话来不紧不慢，引人入胜。我拘谨的感觉很快消失，思想上、精神上轻松自如起来，大家的话也就越来越多。不觉已时近黄昏，盛康年就顺便请吃晚饭。席间，汉年同志像和熟人谈家常一样，随和而又实事求是地讲了国家的困难，上海的困难，鼓励工商界尽快消除疑虑，恢复生产，恢复经营，为建设新上海多起作用。和汉年同志的初次深入接触、交谈，使我相信共产党决不会像谣言传闻那样对待工商界，也使我体会到，汉年同志以一个共产党副市长的身份，能用促膝谈心的方式，和我们这些工商界人士坐在一起，宣传政策，倾听意见，这在旧中国是无法想象的。从汉年同志的身上我看到了共产党员的胸怀和品质，看到了共产党建设新中国的抱负，我的心向党靠近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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