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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零五章 宣威布德民大悦六（第1页）

朱慈烺一篇“宗”字写完，身上微微出汗，放下毛笔将纸叠了起来，让内侍收入字纸篓中。这种习惯古已有之，不是因为纸贵，而是对文化的敬畏。收集到了一定数量，这些字纸就会被毕恭毕敬地在庭院中焚毁，算是质本洁来还洁去。

如今大明的造纸作坊不足以提供足量的工作用纸，毛笔书写近乎奢侈，只有最终定稿留存的文册才用好纸和毛笔写就。平时工作流程能用沙盘用沙盘，不能用沙盘则用黑板白笔，若是一定要写在纸上，也是用炭笔，写过一道之后还可以再用毛笔写一道。

朱慈烺又发动治下收罗旧纸，将原本要焚化的字纸回收再造。因为技术问题，这种土法再生纸不便用来书写，但可以解决个人卫生问题，也算是废物利用。

内侍接过废纸，不敢多看，直接送去陆素瑶手中，收入字纸篓。皇宫中单独有宝钞司，专门负责处理有御笔的字纸——以及准御笔，皇太子殿下的字纸。

陆素瑶处理了废纸，通报道：“殿下，李明睿到了。”

“请他进来。”朱慈烺端起茶缸，大大饮了一口，胸中顿时快意许多。

李明睿身穿公服，胸口正是象征公正严明的獬豸补子。他脚下生风，几乎是小跑一般进了朱慈烺的书房。不等陆素瑶拉上门，李明睿已经飞快地躬身作揖，口称参见，旋即道：“殿下为何要因人定法？”

灋者，刑也，平之如水，故而从水；廌就是獬豸，见人不直则以角相触。故而从廌去。

古人造“灋”这个字，已经涵盖了对法律的基本认识：公平，正义。

在李明睿看来，军人与百姓分别立法，无疑是将人分成了两类，施法不同。则社会地位不同。从现在出台的军法来看，军人倒是要比百姓更高一些。比如对军人严禁刑讯逼供、受审时可以不跪、只要后动手便是自卫，即便犯了人命也不为罪——而寻常百姓则有防卫过当之论。

“尤其是审讯之法，各级法司不得过问，唯有军中处置，这岂非为情弊所特设？”李明睿到皇太子面前并非来讨论法哲学的，而是切实指向张家口的侩子手：周遇吉。

周遇吉在张家口的作为，朱慈烺和崇祯是喜出望外；南商则是喜闻乐见，纷纷赶赴张家口分一口汤喝。并且大肆占领西商的市场份额，尤其是盐、铁、粮三个民生领域。可以说朱慈烺吃了肉，汤和骨头都被那些浙商、徽商分了个干净，绝无半点浪费。而徽、浙商帮因为支援过山东，自觉从龙有功，吃得心安理得。

最不高兴的是晋商。

晋商可不是只有张家口的八大家，事实上张家口的晋商只是山陕商帮的一个分支，承接关口内外。他们倒了之后。晋商当然也一体受损，自然要发动朝中关系反扑。他们对皇帝、皇太子没有法子。却自信能干掉周遇吉。只要周遇吉惨死，日后还有谁敢为了朱家来当这刽子手？

按照常理，皇帝也会有意无意推出个替死鬼，丢车保帅，最后事态平息，而皇帝仍旧是英明神武。倒霉的只是那个“不会做事”的家伙罢了。

李明睿未必是被收买的，但肯定有人在他耳边将周遇吉此事说成对“大明法治”的严重破坏。李明睿虽然不蠢，终究偏执于眼前的领域，只能从大理寺卿的角度看问题，无法看穿这政局人心的云谲波诡。

“变祖制的事。得一步步来。”朱慈烺权当不知道晋商在后面的动作，也知道李明睿断不会被人收买，否则东厂早就有报告上来了。

“殿下，如今有周遇吉一案，正是变制的好时机。”李明睿以为朱慈烺另有顾虑，进言道。

“你知道为何太祖定制，军户犯法只能由卫所、都司审理，不能为府县管辖？”朱慈烺问道。

实际上非但是军户，就是在卫所土地上生活的民户、匠户，其司法管辖权一样属于卫所都司，不受府县管理。

“国初时无非是为了养百万之军。然而目今卫所已经名存实亡，殿下何必仍要拘泥于此？”李明睿不解道。

“不光是为了养军。”朱慈烺摇头道：“因为军中本就另成格局。一般地方，百姓能跟官府讲理，还可以上诉请愿。军中可以么？军中本就是官大一级压死人的地方，又日夜枕戈以待，刀头舔血。不曾参军上阵之人，如何能够明白其中感受？”

朱慈烺又道：“更何况军中另有法度，若是以民法治军则失之严；以军法治民则过于苛。比如军中火铳不修、刀枪锈蚀，都是要入刑的罪过，如何与民间相通？难道农民锄头锈了，也抓起来打一顿？”

李明睿拧了拧眉头，也觉得军法在某些条例上是民法所无，有些则比民法严苛，但关键在于自家人难断自家事，比如周遇吉，在五军大理寺就被判定“无罪”。若是放在大理寺判，肯定要定他个杀戮无辜的罪名！

他却没想过，朱慈烺一心一意要让士卒有尊严、知荣辱，怎么可能再让文官凌驾于武官之上？那些正一二品的武将，见了五六品的文官都要下跪，这样变态的社会谁还肯抛头颅、洒热血地保家卫国！

“再说周遇吉的案子，我倒觉得判的不错。”朱慈烺顿了顿：“张家口尚未光复，处置一些从贼的奸细也是理所当然。如果那里有法司，周遇吉自然不能妄为。然而既然是他攻下的敌占区，肃清奸细、剿灭敌寇，也是本分。莫要纠结于此了。”

李明睿嘴唇翕张，正要辩解，朱慈烺突然又道：“对了，亲亲相隐之制议得如何了？”

李明睿只得无奈地被皇太子岔开话题：“我部所议：在五服之内，皆当隐匿；五服之外，唯有师生可隐匿。”

孔子所谓：“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从唐律起，“亲亲得相隐匿”就正式成为了重要的司法原则，写在法律之中。在后世看起来是“窝藏罪”的罪行，在礼法社会却是理所当然的“直”。

如果儿子告发父亲，还可能承担比父亲本罪更重的罪。比如父亲偷盗，判徒一年；若是儿子告发，则有悖人伦，要判流放三千里充军。

在明律中，自然也有相关规定，但司法实践中却有些模糊。比如汉宣帝时候，卑幼首匿尊长不负刑事责任；尊长首匿卑幼，死刑以外的不负刑事责任。唐律中也有谋反、谋大逆、谋叛等十恶重罪不得适用“亲亲相隐”之条。

“五服相隐是否太广了些？”朱慈烺问道。

这里的五服指的五等丧服，也是区别亲属关系远近的标识。最重的是斩衰，用最粗的生麻制布做成，断处外露不缉边，表示毫不修饰以尽哀痛，服期三年，为至亲所服。其次有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依次减等，代表亲戚关系渐渐淡化。也就是说，在如今这个时代，同五世祖的亲属丧期，还要穿素服、以尺布缠头，但到了同六世祖的亲戚，便无服了。

故《礼记?大传》云：“四世而缌，服之穷也，五世袒免，杀同姓也，六世亲属竭矣。”

这些放在文案里说明，往往看得让人头疼，然而真的碰上事情，百姓却都十分清楚，而且若有人穿错了服，还会被邻里乡亲嘲笑。李明睿采用“五服”论，也是借助这种深厚的风俗传统，轻松地解决了民法中关于近亲属、利害相关人等定义。

“其中另有分别，臣当撰文以进。”李明睿只是大致道：“死罪只在齐衰以内，十恶之罪只在斩衰。亲属之间犯罪，以卑幼犯尊长者，不得用为相隐；其他为近亲可隐，为远亲不得隐。”

“造反都可以隐匿不罪？”朱慈烺一皱眉。

“十恶之罪若是检举，可以减免主犯罪等；相为隐匿则不为罪。”李明睿道：“盖因天伦不压人伦之故。”

父母与子女是天伦，君臣只是人伦，在明人眼中，唐律给十恶大罪开出的后门补丁纯粹是以人伦犯天伦，属于非礼。

朱慈烺没有多争执，道：“株连之法可以废，但财产问题如何处置？”

亲亲隐匿的结果就是株连、夷族这类的酷法全面取消。朱慈烺不在意少杀那么几个人，关键问题在于犯罪财产如何充公。像李三才那样，一方面自己当清官骂皇帝，一方面他儿子聚敛百万家财，朱慈烺是无论如何不舍得放过这种人的。

“若是分家析产，则各自为判；若是并无分家，则为视其私产。”李明睿声音渐低，显然有些缺乏底气。

“某人犯罪，该当罚金三千两。若是其父尚在，其何来家产当罚？”朱慈烺问道。

直系尊长在世，子女不可能有名下财产，最多就是例银存下的私房钱。如果子女在父母在世时敢说分家析产，直接就被官府治罪了，都不用父母告他们忤逆。

李明睿的问题就在这里，如果不株连，罚金刑的执行力度就有很大的漏洞。

“我给你出个主意，你们回去议以议。”朱慈烺道：“民商法里有无限连带责任，若是引入斩衰之例，则何如。”（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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