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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实际行动（第1页）

不过，五国公使依旧在这个问题上敷衍。宋小濂想了想，说道：“那好，我们再让一步，关税权力的收回可以再议，但是我国要收回盐税的权力。”

盐税在近代仍是中国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20世纪初，清朝政府每年岁入白银在8000万两左右，而中央政府每年集中的盐税收入约有1300万两左右，占全部盐税收入的30%，加上地方政府所收留的盐税，全国盐税收入应在4300万两左右。据宣统二年督办盐政处的统计，正杂课捐、盐厘、加价，官运余利等，岁入总额为45419000两，宣统三年的财政预算中，盐税收入为47621920两，合银元71432880元。1912年六国（英、法、德、俄、日、美）银行团驻北京的代表，对20世纪最初十余年中国盐税收入估算后认为，清政府中央和地方的盐税总收入当在4000万两以上。正是垂涎于这一稳定的财政收入，外国银行团争相以盐税作抵押向中国清政府和北洋政府提供大量借款，并以此控制中国盐政主权，操纵中国金融市场。

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政府被迫于1895年4月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清政府向日本赔款2万万两，分8批付清。第一、二批各为5000万两，应分别于条款批准后6个月及12个月内付清；剩下1万万两则分为6批，在第二年至第七年按年支付。如中国政府能在3年内将2万万两付清，则不计息，否则除第一批5000万两外，其余按5%计年息。又因日本侵占辽东半岛，中国另需增加赔款3000万两。两项合计赔款2.3亿两。清政府面对如此巨额重负，财政濒于破产，为解困难，清政府从1895年起只得以盐税收入作为担保，举借外债，至1911年清朝灭亡止，共借外债10笔。

到了1913年，袁世凯为了充实财政，向五国银行团借款，为此不惜出卖盐政主权，以盐税收入作担保向银行团借款2500万英镑。各国为迫使中国按时偿还，在借款合同中，明确规定成立盐务稽核所，以中方为总办，以洋人为会办（分所中，华人为经理，洋人为协理），但实际权力掌握在外国人手中。开始，盐务稽核所只管稽核造报，后来，其权力扩充到发给引票、编制报告、征存盐税、签支盐税、收放盐斤口，成为中国盐政的主管机关。

中国政府承认，即将指定为此项借款担保之中国盐税征收办法整顿改良，并用洋员以资襄助。各产盐地方盐斤纳税后，须有该处华洋经协理会同签字，方准将盐放行。所有征收之款项应存于银行（指五国银行），或存弓二银行以外所认可之存款处，归人中国政府盐务收入帐内，并应报告稽核总所，以备与稽核总所所存之表册核对。以上所言盐务进款帐内之款，非有总会办会同签字之凭据，则不能提用。西方殖民者利用这个机构不仅获取大量收益，而且成为干涉中国内政的重要工具。

地方对盐税的截流也非常严重，很早地方政府就有使用盐税的历史。清政府征收盐税“均有各省直接担任，而度支部内掌盐税之司，不过执行稽核及会计等事之职务而己”中央政府很难掌握地方盐税征收的具体情况。地方政府每年只向中央报解盐税收入的30％左右，剩余的70％留作自用。最重要的一点，北京政府时期，中央政府实力并不强大，对地方的控制也很薄弱。许多地方军阀打着“不承认中央政府”、“独立”、“自治”等旗号，将辖区内的盐税据为已有。还有，北京政府的方政府便截留中央税款，以抵中央拨款。在军阀财政一直比较紧张，对地方一些支出常常拖欠，地割据时期，截留盐税几乎成为各省的惯例。

五国公使又支支吾吾起来，关税和盐税是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两快肥肉，你要让他们吐出任何一块，都会让他们心疼到骨子里。

见各国公使态度，宋小濂就知道结果了。不过，在他看到的总参谋部内部材料里，显示新上任的总理李默涵已经决定不顾列强的态度，强行收回关税和盐税权力。支会列强，只是走一个流程。宋小濂觉得这样做的后果很严重，但是私底下又觉得这位年轻的总理很有骨气。

宋小濂从内部参考材料上已经看到了新的《盐业管理办法》，《办法》从量核定﹐就场征收﹐税不重征为盐业盐税总则。

从量核定的意思是盐税实行从量定额征收﹐以吨为单位分别不同产区﹑盐种和用途确定差别税额；就场征收﹐实行源泉课征﹐一般在盐的销售出场（厂）环节或在盐产区的运销﹑公收单位分配销售环节征收﹐以保证盐税地区差别税额的执行；税不重征﹐盐从生产到消费﹐不论其间经过多少加工﹑流转环节﹐只在规定环节征一道税﹐严格实行一次课征制度﹐纳税人用已税原盐加工﹑精制后销售的盐﹐不再缴纳盐税。同时，《盐业管理办法》还规定酸碱工业、制革工业、肥皂工业、饲料工业、渔业用盐，可以减免税。

宋小濂并没有给五国公使多少思考的时间，他站起身来，收起面前的文件，轻描淡写地说道：“看来公使先生们短时间内无法与我国达成一致了。那就只能希望沙皇俄国的战士们能越战越勇，把德国人和红俄都打败。我们中国有句俗话，叫做既然要让马跑，就得给马吃草，关税或者盐税，我们总要收回一样，否则我们很难跟民众交代为什么要大老远地跑到欧洲打仗。好了，先生们，我先失陪了。”说罢宋小濂昂起头走出了办公室，把五国公使留在了会客室里。

五国公使们互相看了看，大家都没说话，房间里一下子安静下来。日本公使林权助拉着库朋斯基在角落里低声议论了好久，最后，林权助和库朋斯基都表态可以让中国暂停支付庚子赔款，但是关税和盐税的事没得商量。

朱尔典和康迪在关税、盐税一事上的态度从根本上来讲，和林权助与库朋斯基是一致的。但是，他们之前秘密与李默涵接触过，李默涵表示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中方得不到好处，那么他会想尽一切办法阻挠英法两国在中国招募华工的计划。比起人口基数大的俄罗斯，英法两国的劳动力更加缺乏。所以，这时的朱尔典和康迪有些投鼠忌器，虽然林权助和库朋斯基一直催他们表态，可二人始终没有明确说出自己的态度。

最后只剩下美国公使芮恩施了，他到不是很纠结。因为李默涵和美国伯利恒钢铁公司是合作伙伴，而且这位集合了军阀、商人两种身份的中国总理和洛克菲勒财团关系密切，而洛克菲勒财团对美国国会相当有影响力。这位令日本人深恶痛绝的年轻政治家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但同时又是一个亲美派，美国人与他合作，绝对是利大于弊的。

因此，芮恩施模棱两可地表示这个问题可以商量，然后赶紧会美国公使馆，向国内发电报。

于此同时，李默涵派出的外蒙远征军已经在张家口集结了，远征军番号是安蒙军第一步兵师，师长是李默涵手下作战经验最丰富又最年轻的师长肖文龙。

秋天的草原景色美的令人心都要醉了，甜丝丝的威风像情人的手温柔的从鼻孔进入然后将五脏六腑都轻轻的抚慰一番再飘然离去。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和草原的姑娘一般，虽然不够惊艳但胜在率真，肆意的在草原上展示着旺盛的生命力。

过乌得之后，安蒙军的部队就算正式进入外蒙了。安蒙军开始续续地碰上了散居的蒙古牧民，草原上的民众不仅单纯，而且闭塞，根本不知道所谓的独立、政治、自治是什么东西。他们只知道扎萨克、王公们成天会让他们缴纳无穷无尽的赋税，要不就以通汉为名，把你抓起来，什么时候能放出来，全靠个人造化了。

所以散居牧民们刚开始看见了汉人部队，吓得都躲了起来。对此，肖文龙派出以蒙古族士兵与他们反复沟通，一再强调汉人军队没有别的企图，就是来专门收拾那些压榨牧民的王公们的，安蒙军是来为草原上的穷人做主的。只要牧民跟着一起干，还有机会分到那些王公们的财产。

好说歹说，这些牧民才有点放心了，胆子大的还和部队做起生意来。蒙民手里的俄国卢布自然是不通用的，只能使用前清银元和袁大头。华商银行的华商票在这些牧民看来就是一张印着漂亮图案的纸，牧民压根没把它们当成钱。

草原上的牛、马、羊都分外便宜，安蒙军为了吸引更多的牧民和他们做生意，故意价格给的高一些。那些朴实的牧民连忙退还，生怕落得贪便宜的名声，双方你推我让的，来来回回好几次。牧民们勉为其难地收下后，立即在同伴中宣讲起来，虽然贵族老爷们一直渲染汉人的可怕，但汉人部队待人和气、买卖公平的名声经过他们一宣传，立刻压倒了以往的诬蔑之词。

同时，大量随军负责政治思想工作的训导员们也深入牧民的蒙古包里，开展“倒苦水，挖苦根”运动。训导员们问牧民，为什么牧民一年到头忙的很辛苦，却还这么穷？王公老爷们整天享福不工作，却能锦衣玉食？

牧民们哪里想过这个，纷纷摇头表示不知道。

训导员们就告诉牧民，因为外蒙的政府不是老百姓的政府，王公贵族不为老百姓做主。他们都是一帮蒙奸，他们把从牧民那里抢来的东西都给了俄国人，然后从俄国人那里买来刀枪，继续抢牧民的东西。所以，牧民要过上好日子，就要打倒这些王公，赶走那些俄国人。

牧民们一想，对啊。但凡牧民和俄国人发生纠纷，那些老爷们都是一边倒的偏帮俄国人，几时帮着蒙古牧民说话的？

训导员们乘机劝说他们，如果你想你的子子孙孙继续过这样的穷日子，那你就老老实实地放羊。如果你想你的子孙后代有好日子过，那就骑上马，扛上枪，和我们一起朝库仑进发。

牧民们很快被鼓动起来了，他们自发组成了骑兵部队，帮助安蒙军在周围警戒和探路，等安蒙军到达昭莫多的时候，加入的蒙古民兵已经达到了两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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