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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书院大师 在困境中实现超越（第1页）

书院大师：在困境中实现超越——兼论当代中国大学校长的素质

在目前关于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讨论中，学术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是衡量大学办学水平的重要指标，大学校长则是实现这一理想的核心与灵魂人物。面对如此重要的使命，大学校长们在殚精竭虑地为实现理想而奋斗的同时，也会发出大学理想在现实的困境中被虚幻化的感叹，甚至将现实视为追寻大学理想过程中的最大障碍。现实与理想的矛盾不仅是现代大学校长必须直面的主要问题，也是困扰书院大师本文所指的书院大师是指那些既有很高教育理想，又有很深学术修养的儒家士大夫，他们往往是书院创建者、修复者和讲学者，也包括书院山长。的难题。书院大师为解决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所作出的种种努力，使得书院这种中国古代大学的形式维系了千余年。

一、书院面临的困境

作为教育组织形式的书院是在唐末五代士人藏书、读书场所的基础上逐渐衍生出来的，具有私人性质，书院也因此生发出学术创新与传播自由、管理自主和教学相对独立等理想。然而书院自出现以来就处于现实的困境中，逐渐偏离了“应然”的发展轨道，其理想也未能完全付诸实施。

（一）学术创新与官方控制

北宋中后期以降，程朱理学与儒家学术结合，程颢、程颐、朱熹、张栻、陆九渊、吕祖谦等宋代一流学术大师纷纷投身于书院，将其作为研究、传播与普及本派学术的基地。明代心学虽然在学术理路方面与程朱理学有显著差异，但书院依然是王阳明、湛若水等心学大师及其门人研究、传播学术的重要机构，明代书院因为学术兴盛而再次呈现出辉煌的局面。清代学术中最具创新性的是乾嘉汉学，其产生、发展与传播都与书院密切关联，甚至出现了专门研究、传播乾嘉汉学的书院——诂经精舍、学海堂。由此可见，学术创新为书院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然而，在君主**社会中，统治者历来注重对教育机构的控制，具有民间性质的书院亦不例外。统治者的控制力随着书院发展不断加强，其形式也由间接向直接转变。赐书、赐额、赐匾是统治者控制书院最常见的方式，意在使其学术创新、教学活动等与官方意识形态保持一致。历代统治者都将颁赐朝廷编纂的书籍作为重要方式，太平兴国二年（977年）朝廷赐书白鹿洞书院，开朝廷赐书之先河，并为历代统治者所继承。

统治者在肯定、褒奖的同时，也会在必要的时候滥用政治权力打击书院的学术创新。宋、明两代书院所宣讲的学术与官方所推崇的学术明显不同，这样，书院大师越是进行卓有成效的创新，就越可能加深与官方学术的矛盾，甚至会出现针锋相对的对抗。一旦出现这种状况，官方必然会利用其有利地位来扶植其推崇的学术，并直接打压书院的学术创新与传播者。南宋时期，书院学术与官方学术之间的矛盾激烈，朝廷频繁禁学，使得依托书院发展的理学创新受到了严重影响。朱明王朝，王阳明、湛若水的心学也一度被朝廷禁抑，都察院颁布榜谕严厉打击王学的信奉者。

书院只有通过不断的创新，超越当下的学术包括官方学术，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而统治者为了维护官方学术的统治地位，总是会利用各种手段打击书院的学术创新。因而如何尽量消解统治者的控制力，使书院学术创新能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彰显，这是书院山长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二）书院自主管理与行政权力介入

书院是传统中国的士人以书为媒介，通过开展藏书、读书和教书等活动为研究与传播儒学而建立起来的一种新型的教育机构，士人始终是书院的主体，也是自主管理书院的重要执行者和参与者。书院大师不仅有创建、修复书院的能力与权力，而且在书院内部事务的处理方面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但这只是书院发展的“应然”状态，也是历代书院山长所追求的理想状态。

实际上，在中国古代教育体制中，政府行政权力不仅控制着官办教育机构，也直接参与到书院这种具有私学性质的教育机构的管理中来，并成为影响书院发展的重要力量，书院的自主管理也因此受到威胁。官方力量直接参与创建、修复书院，使书院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官学的替代机构。如北宋的岳麓、濂山、湘西等书院都是由地方官吏直接创建的。地方官吏创建、修复书院的数量在明清时期显著上升，在可以确知创建者或修复人的书院中，明代中后期由地方官吏创设或修复的占69%，数量达到了872所。官方对书院的控制不仅体现在创建和修复阶段，而且深入到书院管理体制的内部，对山长选聘的控制最为明显。元代统治者将山长纳入了国家官僚体系之中，全由官府直接任命。虽然明清时期山长已经不再被视为国家官员，但选聘山长的主导权仍然掌握在官方手中。此外，官府还直接控制着书院的招生数量、教学活动等。

行政权力已经渗透到书院创建、修复与管理、教学过程的全部环节，使书院的民间性质发生了显著变化，它已成为调控书院发展的主导性力量之一，使书院山长所追求的自主管理的理想无法完全实现。

（三）人文精神的追求与科举的现实限制

书院与理学结合之后，逐渐发展成为研究与传播新儒学的基地。宋代理学家继承了儒家重视道德修养的理念，认为士人可以通过“道问学”的方式，实现自身道德的提升，从而达到把握终极真理的境界。对“理”这一最高范畴的探索也就转向个人内在的道德修养层面上来了，培养个人的心性修养和道德自觉成为了儒家的共识，追求“为己之学”是把握终极真理的关键，这是宋代理学家人文精神的核心内容。与现实的功利追求相比，宋代理学家的人文精神是具有超越性的。由于书院与理学的密切结合，人文精神成为中国古代书院的核心精神，而历代书院大师则是书院精神的践履者与守望者。

书院大师为践履人文精神，必然要求生徒研习儒家元典、理学经典，以实现“尊德性”，“道问学”的目标，而这要求书院在一定程度上摆脱现实的影响。但现实需求犹如波涛汹涌的大海，而书院只是矗立海中的座座孤岛，即便不为海水淹没，也时刻遭受巨浪的拍打。书院面对的最直接的现实就是科举制度对士人的吸引，它不得不用各种方式为科举服务，以满足士人日渐强烈获得科举应试知识的需求。北宋前期，在科举仕进地位日渐提高的背景下，书院承担起了教授科举之学的重任，成为官学的替代者，其职能与官学明显重合。书院为科举服务在明清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其人才培养基本上是以科举为目标。考课是明清书院开展科举教学的主要形式之一。有的书院还将考课写入学规之中，使其进一步制度化，汪可受为明代白鹭洲书院制定的《汪太守馆例十二条》便是一个典型的例证。清代多数书院沦为科举的附庸，书院招收的生徒以童生、生员为主。有的地区多所书院在招生和人才培养方面实行分工，分别招收童生与生员。如乾隆年间岳麓书院专门招收生员，而同在长沙的城南书院则“专课童生”。随着科场竞争的日趋激烈，至清代中后期出现了正式招收举人的书院，如杭州敷文、上海龙门、天津会文、广州应元等书院。

为科举服务已经成为书院的主要职能，这虽然使书院在科举社会中获得了较大的生存空间，但书院在适应科举应试的同时，其学术创新、重“为己之学”的人才培养功能也逐渐弱化，书院大师强烈的人文追求在科举现实面前总是壮志难酬。

二、书院大师：超越现实困境的关键

尽管难以真正摆脱现实的束缚与制约，但书院不仅没有从中国历史舞台上消失，而且还成为学术创新与传播、人才培养的重要机构，在中国古代教育史、学术史和社会史上都产生了巨大影响。这是书院对现实超越的结果，而完成如此重要历史使命的关键人物则是历代的书院大师们。我们认为集渊博的知识、高深的道德修养和执着的教育理念于一身的书院大师是杰出的教育家，他们不但有直面现实、敢于进行学术创新的勇气，而且还具备调适书院发展规律与现实需要矛盾的智慧。

（一）德才兼备的教育家

正是由于官方控制和行政权力的介入，使得书院的生存面临着巨大的危机。这样，创建者、修复者和执掌者在书院发展过程中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他们的人格魅力和教育理念则是突破现实困境的有力武器。

岳麓书院首任山长周式“以行义著”，为世人所称道，还得到了真宗皇帝的召见。在召见过程中，真宗任命他为国子监主簿，并要求其在京师任教。但周式不为名利所动，委婉拒绝了真宗皇帝的任命与任教要求，坚决要求回岳麓书院。真宗被他的高尚人格所打动，仍然赐他中秘书的职衔，并御书“岳麓书院”四字让周式带回长沙，岳麓书院因此名扬天下。

政治强权的打压是对书院发展最直接、最严厉的干预，但大多数书院大师与生徒不畏强权，敢于维护师说。南宋“庆元党禁”发生之后，西山精舍的创建者、朱熹的学术助手蔡元定受到当权者的猛烈抨击，称其“佐之为妖”。面对前去抓捕他的郡县差役，蔡氏神情自若，毫无惧色。他被贬道州，临行前，朱熹与其弟子百余人前往为他送行，两人就如同平时见面一样，丝毫没有悲伤的表情。蔡元定在其子蔡沈的陪同下，徒步三千里，至双脚流血。到达道州后，他并未因政治上遭受打击、身体上受到摧残而放弃学术传播，始终坚持授徒讲学，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书院大师不仅需要有敢于对抗现实的道德修养和勇气，而且还必须洞悉教育发展规律，以便使书院能在现实的困境中找到正确的发展方向。吴澄是元代书院大师的典型代表，他不仅在道德方面堪称师范，而且还有着独特的书院理论。在吴澄看来，为士人提供获取知识的场所和作为研究、传播学术的基地是书院产生与发展的两个主要原因。他将因前一个原因而产生的书院等同于民间性质的乡党闾巷之学，认为这类书院应以推广和普及儒家学术为主要职能；而将因后一个原因而产生的书院称为讲习式书院，认为其主要职能则是创新儒家学说。由于这两类书院的产生都与官府没有直接关联，因此吴澄认为应当保持书院的民间性质，官方应当尽量不要干涉书院的运作，否则就会影响书院教化作用的发挥。

（二）学术创新的勇气

学术创新既需要超越当下的学术体系，也需要超越现实条件的各种限制。书院学术大师要以书院为基地进行学术创新，则需要有巨大的勇气与坚定的信念，这是为历代以学术研究与传播为主要职能的书院在实践中所证明了的。

北宋中后期，程颢、程颐在政治上受到王安石所把持的朝廷排斥，只能以创新、传播学术来对抗政治的压制。伊川书院是程颐研究与讲学的主要场所，除短期出仕外，他长期在此著书讲学。二程虽然在政治上遭受打击，但他们仍然执着于学术创新与传播，为宋代理学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的学术生涯并不平坦，甚至是一路坎坷。朱熹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处于政治的边缘地带，其学术屡遭“禁学”运动的打击，但朱熹并未改变其进行学术创新的信念，反而更加坚定了他以书院为基地进行学术研究与传播的决心。朱熹不仅在出生地福建武夷山创建了寒泉精舍、云谷书院、武夷精舍、同文书院和考亭书院等5所书院，而且还先后修复和讲学于21所书院，其学术体系的建构与传播基本上是在书院完成的。朱熹在屡次政治打击面前都表现出惊人的毅力，并执着于学术体系的建构与传播。

至明代中期，随着程朱理学的正统化，书院在研究与传播儒家学说方面的作用日渐减小，但王阳明、湛若水等学术大师的出现改变了这种局面。明代中叶，王阳明在政治压制下表现出惊人的学术创造力。正德元年（1506年），王阳明因得罪宦官刘谨被贬贵州龙场驿任驿丞。初到龙场的王阳明连基本生活都无法保障，只能栖身山洞，还需自己垦荒种地来维持生计。然而，仕途与生活的双重压力并未让王阳明自暴自弃，反而使他能集中精力进行理论思考。经过长时间的苦苦思索之后，王阳明终于豁然开朗，体悟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这是其心学体系构建的起点。为宣扬自己的学说，王阳明创办龙冈书院，并讲学于贵阳书院。王阳明虽然政治上遭受打击，但他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最终能创造性地提出心学思想，这既是其长期知识积累的结果，也与其对学术永不停息的追求密切相关。

宋明学术虽然经历了曲折的过程，有诸多的限制因素，但由于以朱熹、王阳明等为代表的书院大师及其门人以自己的学识与勇气，积极进行学术创新与传播，使中国古代学术在宋明时期再次走向繁荣。

（三）调适书院发展与现实需要矛盾的智慧

在困扰书院发展的各种因素中，科举取士制度是力量最强大的。科举制度自隋代创立以来，地位逐渐提高，至宋代发展为主要的文官选拔制度，因而读书应举、博取功名成为大多数士人的毕生事业。至明清时期，科举考试的影响已经无孔不入，“这些科举考试构成了国家最重要的事务，因为它事关权位、声望、荣誉及财富。它们是大家关切地注意的目标，是大家关怀备至、魂系梦萦的事物”。在这种社会氛围之中，如何在保持书院重儒家学说的研究、传播和重道德培养的特点的同时，教授科举知识，让生徒在场屋竞争中获得功名，并且使二者维持相对平衡、甚至是相得益彰，成为考验书院大师智慧的重大课题。

书院大师们对于生徒应试的态度是逐渐转变的，一般来说是随着科举制度地位的提高，他们对书院教授科举知识的抵触情绪逐渐降低，直至通过教授科举知识来帮助生徒应举。二程创办书院以培养“希贤希圣”之士为己任，反对书院生徒为应举而学习，程门高足谢良佐准备应举时，程颐以参加科举考试不利于道德养成为理由表示了反对。但是谢良佐还是坚持应考，并于元丰八年（1085年）乙丑科进士及第，这说明程颐反对生徒应举也只是表现在言论上，并未从根本上禁止生徒应举。

针对士人片面追求科举，而忽视道德养成的学风，以朱熹为代表的书院大师都提出了严厉批评，他们的批评基本上都集中在科举考试重道艺，不重德行，以及由此引发的弊端之上。但他们并非要从根本上否定科举制度，而且认为书院与科举完全可以并行发展，并不存在水火不容的矛盾。

而对于科举的这种认识，为书院大师们调适书院的教育理念与科举的矛盾提供了可能。他们普遍认为士人通过研习儒家经典，将儒家思想内化为良好的道德品质，养成高尚人格是科举应试的前提。而在教学实践中，为协调学习儒家经典和读书应举之间的矛盾，书院大师们认为只要能合理地分配时间和精力，并将学习儒家经典摆在相当重要的位置之上，二者之间就不会产生矛盾。书院大师们在科举制度风行的现实面前采取主动适应科举的态度，这既是他们为维系书院内在发展规律的一种无奈的选择，又是他们适应现实智慧的表现。

随着科举取士地位的提高，明清书院虽然继续强调道德养成是应试的基础，但科举应试在书院教学中的比重日益上升，书院甚至沦为了科举的附庸。尽管大师们为坚守书院的人文精神作出了种种努力，但也难以抵挡科举应试对士人的巨大诱惑，他们甚至不得不屈从于现实，直接开展科举教学。

三、启示：当代中国大学校长的素质

尽管当代大学面临的现实限制与书院已经大不相同，但书院大师敢于直面现实困境，以及在超越困境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人格魅力、创新学术的勇气和调适书院与现实矛盾的智慧，应当可以成为当代中国大学校长借鉴的宝贵资源。据此，笔者认为当代大学校长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方面的素质：

（一）洞悉大学发展规律的教育家

在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大学校长将扮演重要角色。而要承担如此重要的使命，大学校长需要掌握高等教育的基本理论，深刻理解大学精神的核心内涵，洞悉大学的发展规律。在此基础上，结合各自大学的历史与传统，提出独特的办学思想与理念。为将这种思想付诸实践，大学校长还必须按照大学内在的运行规律进行管理，使内部管理体制符合现代大学制度的要求。与德才兼备的书院大师们一样，大学校长还必须是具有渊博的专业知识、深厚的人文功底和博大胸怀的学者，这样才有利于其办学思想与理念的推行。

（二）学术创新的推动者

与书院一样，学术创新水平是当代大学发展的主要动力，也是衡量大学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而目前我国大学的学术创新能力相对较弱，学术创新水平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尽管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大学内部管理体制过于僵化是其中的主要原因之一。大学校长不仅自己是学术创新的实践者，而且也是学术创新体制改革的推动者。大学校长必须有改革大学内部的学术评价机制、人事聘任体制以及相关管理制度的勇气和决心。诚然，从短期效果而言，这种改革确实会对大学产生不利的影响，诸如大学排名下降、科研经费减少、权威刊物论文减少等方面。但从长远而言，这种改革却有利于培育有实力的创新团队，有可能在学术创新上取得重大的突破。因此，推动学术创新改革措施的制定与实施需要大学校长有足够的勇气，能忍受来自于各方面的压力与阻力。唯有如此，我国的创新能力与水平才能在大学中得到跃升。

（三）出色的社会活动家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步伐的加快，大学逐渐进入了社会的中心，在社会发展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其结果是大学发展受社会的影响愈来愈大，甚至不得不为适应现实而改变办学的方向。大学面临的这种状况与书院受制于科举十分类似，大学校长可以借鉴书院大师既遵循书院自身发展规律、又适应科举的做法，即大学校长们在尽量按照大学自身发展规律来处理学术事务的同时，协调好大学与政府、社会、企业、学生家长等之间的关系，形成大学与社会需求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以获得更多的资源，尤其是经费支持。因此，大学校长还必须是一位出色的社会活动家。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古今。大师们面对书院发展的现实困境，凭借其博大的胸怀，以敢于创新的勇气，以及洞悉书院发展规律的睿智来迎接现实的挑战，使书院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现实的制约，在学术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书院大师们在历史上的杰出表现，可以为当代大学校长提供一面“镜子”，使他们在纷繁复杂的现实面前，高瞻远瞩地把握当代大学的发展方向，从而为中国大学的发展贡献出各自应有的力量。

（与李兵合著，原载《高等教育研究》2006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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