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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朋友在手机上发给我一个段子：“小时候把english读成‘应给利息’的同学后来当了银行家；读成‘阴沟里洗’的成了菜贩子；读成‘因果联系’的成了哲学家；读成‘应改历史’的成了政治家；读成‘英国里去’的成了新华侨；而我不小心读成‘应该累死’，结果成了个打工仔。”我看到后乐不可支，立即回了一段，说：“我小时候没进过双语幼儿园，所以，到现在也不知道english是什么东西。”

english，对于中国学人来说，真是个又爱又恨的东西！古时的学者青灯黄卷，面壁十年，读的是经书，如今的学者，花在读english上的时间，大大超过学习专业的时间，消耗的成本实在是太高。

读中学时，我学的是俄语。进入大学后依然学俄语。大一时我曾到外文书店买过一本俄文版的捷普洛夫《心理学》，实际上是当时苏联中等师范学校的心理学教材。一有空，我就翻辞典，读原著，试图提高自己俄语的专业阅读水平。上世纪90年代后，我主编的《心理学教程》，被教育部定为建国后的第四套中师心理学教科书，冥冥之中与此是否有点因缘，就不得而知了。那年头，正是中苏交恶的时期，但我学习俄语的积极性并没有因意识形态的分歧而减弱。那时候的学习，还没有功利到如今的地步，更重要的是由于俄罗斯的深厚文化底蕴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一个产生过普希金和托尔斯泰的民族，他们使用的俄语一直是我的钟爱。我在那本64开的俄汉小词典的扉页上写着“我喜欢沉浸在词典的海洋里”以自策。读研后，杜殿坤教授为我和金瑜开设俄语课。作为研究赞可夫、苏霍姆林斯基而著名的教育学家，杜殿坤教授为了提高我们的真实功力，主张我们阅读俄语文学作品和查俄文原版词典，于是，我有了两本16开的俄汉和汉俄大辞典。由于杜老师的课堂妙趣横生，叶澜、吴立岗、张惠芳等也都来听课。

但在心理学领域里，英语始终是强势语言，英语文献铺天盖地。改革开放后大量的留学、进修也都是去西方国家，主要是英语国家。随着电脑和互联网的普及，英文更是条绕不过去的坎。我不得不把学外语的主力由俄语改为英语。研二时开始学习“第二外语”，我从读英文字母和音标开始，连滚带爬地通过了考试。1987年又在南京师大脱产学习了半年英语。1988年到洛杉矶的ucla心理学系进修一年，头三个月也是主攻英语的听和说。当时，一面在留学生院开设的英语班里听课，课余又赶到留学生中心由美中友协的志愿者开办的补习班里练听说，余下的时间在学校的语言图书馆里听录音带。根据校方规定，进出语言图书馆都要登记时间。这些记录会由图书馆转到任课老师手里。我的英语老师sala曾经表扬过我在语言图书馆里呆的时间长。其实，练听力是件很痛苦的事。由于长时间戴着大耳机，不透气。每当摘下耳机时，都看见耳机里有水珠，我的左耳一度都红肿发炎了！

学英语最重要的是语言交际。在课堂上，美国教授并不因为有中国访问学者在场就放慢语速，因此课前要尽可能预习。我最怕的事是课堂讨论。西方学生都特能说，还经常使用俚语、典故。每每他们一句话就哄然大笑，而我只能看他们笑。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对大多数人来说，学语言是有关键期的。一个人用什么语言思维，就意味着接受什么样文化的影响。直到现在，我的english只具有工具性，而不具备欣赏性，体会不到英语固有的美感。想来想去，原因肯定不在英语上，关键还是自己缺乏语言才能，用一句智力测验的术语，属言语iq不高。

我特佩服那些能在中英文化之间自由驰骋的人，从林语堂，到杨澜。

2008年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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